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原因：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的研究问题是19591—961年粮食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同时说明了1978年之前粮食生产率低下的原因。文中使用的方法是文献综述法，即对既有文献进行归纳和评论，在比较中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识。本文的发现是：（1）天气假说的解释力最差；(2)规模经济假说的解释要比天气假说有力；（3）博弈论假说的解释现在看来是更好的解释。作为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是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农业 生产率 综述

1．导言：作为背景的事件史以及研究问题

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是农业问题，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过分，因为蕴藏在农业问题背后的是整个国家的存在基础——生产效率、营养状况、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等许多问题都直接与农业生产相联系。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与农业相关的问题仍旧是经济问题的基础，涉及到生产和贸易领域的进口替代战略（孙鸿烈、Bernard Sonntag主编，2003，P11）以及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2004，PP380—387）等一系列国民经济计划推行，更成为基础中的基础。为了使农业的生产能够满足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共领导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尝试和探索，下面是这一事件史的简单回顾：

（1）1953年之前，土地私有制为主体的时期。1950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年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的地主所有制被废除，农民拥有了土地，大范围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戴舟主编，2000，P12；石磊，1999，P4）。

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王景新，2001，PP3—8），或者说是从少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的土地私有制变迁到多数农民较为平均地拥有土地的土地私有制。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在1953年春基本完成，这一期间，产权是排他的、可转让的、可分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而且至少当时从表面来看也将是永久的，因此是较为纯粹的私有产权（綦好东，1998；华特斯，2000，PP128—129；Eugene Silberberg & Wing Suen,2003,PP501—504；周其仁，2004，P55）。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陈卫平（2004， P163）的说法是笼统而且不准确的，陈的观点倾向于中国政府1949年执政以后就放弃了土地私有制而采取了国家或集体所有制。

对这一时期改革的结果，有人这样描述到：

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王景新，2001，P8）

（2）1953—1957年，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建立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克服个体农户经济规模小、农户之间边际生产力不相等以及其他问题，农业产量增加。根据麦克法夸尔等人的观点，1953年粮食增产2.5%；1954年粮食增产1.6%（麦克法夸尔等主编，1990，P167）。1952年至1957年粮食人均消费量有所提高，尽管可能低于3%（麦克法夸尔等主编，1990，P179）。但是樊胜根等人（2002,P9）引用Fan & Zhang（2001）的数据说明1953至1956年间农业生产和生产率都有较大的提高，年均增长率相应是5.3%和2.7%。

在这一期间，中国政府从1953年10月16日开始实行 “统购统销”制度（刘国新主编，1994，P910）。起初，属于“统购统销”的商品只有粮食，迅速地商品目录又包括了棉布及棉花（刘国新主编，1994，PP910—911），最后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事实上已经把所有的产品生产包括在内了。这一制度直到80年代才被取消（胡书东，2002，P31）。

（3）1958—1962年，1957年底“大跃进运动”开始，1958年人民公社开始兴起（丛树海等主编，1999，PP220—225）。这个时期包括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一段时间，一般用来指明1959—1961这三年，其间，华北遭受严重的旱灾，全国其他地区也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三年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三年自然灾害”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之一，同时，这一话语也成为官方、部分民众以及一些学者（贾艳敏，2003）解释粮食减产和人口损失的“标准模型”。

不同的研究人员对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的描述出奇的一致，比如樊胜根等人（2002,P9）认为1957至1960年间农业生产和生产率平均每年以6%和5%的速度下降；丛树海等人（1999，P225）描述道：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2.7%，粮食产量下降了26.4%，棉花和油料产量各自下降了35.2%和53.8%；其他人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的研究结果可见下表（表1）：

资料来源：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1990

以上作者的数据都印证了这样的观点：在1959—1961这三年之间，粮食减产，劳动生产率下降。

由于作物失败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Lin & Yang,1997），中国的人口损失在这一时期可能是极其惨重的。麦克法夸尔等人（1990，P390）的数据表明，仅1960年的人口损失就达1000万，累计死亡人数比正常死亡多1600万至2700万。而且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1932至1933年的饥荒中也损失了500万人（盖尔·约翰逊，2004，P306）。

（4）1962年9月，国家较为明确地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有制框架（石磊，1999，P5），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78年左右。这一期间的农业生产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没有大的变化（Lin，1990；马若孟，2003）。

（5）1978至1984年间，农业生产的家庭责任制得到普及，耕作制度从集体方式转移到个体方式。在这种耕作制度下，个体农户与国家（包括集体）签订类似固定租金合同（张军，1998，P2）。此时的农地制度被綦好东（1998）称为“以农地产权分离为特征的新型产权结构”。这段时间里，由于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中国被视为解决饥荒和温饱问题的典范，为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又被世界银行（2004，P25）看成是改革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在对事件史进行简单回顾之后，本文提出主要的研究问题是：1959—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综述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对已有假说做出评论以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2．主要假说及评论

对事实的认识必须使用理论假说，理论假说应该能够推导出可供检验的经验假说，科学研究利用事实来直接检验经验假说进而间接验证理论假说在具体事件上的解释力（大卫·哈维1996，PP46—51；刘大椿，2000，PP186—193）。理论假说声称获取的是关于问题的关键的因素，并把这些关键的因素作为原因来解释经验现象（唐·埃思里奇，1998，P149；保罗·克鲁格曼，2000，PP71—83；弗兰克、伯南克，2004，P8；林毅夫，1995；林毅夫，2001；林毅夫，2003 ，PP46—47；威廉·A·迈克易切恩，2004，PP10—12；汪丁丁，2004，PP68—69），也就是利用因果关系来进行解释。

2.1 天气假说

在针对上述研究问题的各种解释中，天气假说最为流行，是部分民众的感性认识，也是官方教科书的标准解释，以致“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话语进入人们的生活用来概括1959—1961年的主要天气状况。这一假说的主要内容是：

TH1：天气是影响粮食产量的最主要原因；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粮食作物会减产。

针对这一假说，首先的一个辩驳是，这个假说用于解释1959—1961年粮食作物减产是合适的吗？换言之，1959—1961年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吗？其次，即使这个假说是适用的，即在1959—1961年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它的解释是充分的吗？下面对这两个问题分别给与回答：

2.1.1前提否定：“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自然灾害的发生也是极为频繁的。马宗晋等人（2000，PP1—55）的著作表明：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总计发生1092次大水灾、1056次大旱灾；其它各种自然灾害更是不胜枚举，如虫灾（蝗虫、黏虫）、台风、寒潮、水土流失等等，而且经常是多种灾害同时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仅以水灾和旱灾为例仍旧可以说明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1）以水灾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发生过1951年淮河大水、1954年长江大水、1958年黄河大水、1963年海河大水、1991年江淮大水、1994年珠江大水、1995年辽河及第二松花江大水和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全流域的大洪水，损失惨重。

长江：1954年洪水淹没农田317万hm²，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

淮河：1975年8月，发生特大洪水，淹没1.2万km²，113万hm²农田被淹，1100万人受灾……（马宗晋等人，2000，PP4—5）

（2）以旱灾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抗旱极为重视，对旱灾有一定控制，但灾情仍不断发生。其中干旱严重的年份有1959年、1961年、1972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7年。

1972年春、夏两季，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降水持续减少，约比往年少五至七成，不少地方打破了近40多年来的最低纪录。

197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出现干旱，而且是春、夏、秋连旱。…………严重干旱使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六省的9500万亩土地受灾。（马宗晋等人，2000，PP28—29）

上面不厌其烦的引用原文的目的就是想改变人们对1959—1961年的天气状况的惯有认识，所幸的是，本文作者并没有在孤军奋战。金辉（1998）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

那么，1959—1961年的天气状况与其他年份比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林毅夫（1990）的研究给出了几个表格，下面的表格是对林毅夫的表格的综合（表2）：

资料来源：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1990

表2、表3的合并与截取

以上的数据和分析表明，即使不能把1959—1961年称为“风调雨顺”的三年，但是过分强调这三年天气的特殊性也是证据不足的，不能使人信服。因此，使用天气假说来解释粮食减产及生产率的下降，其前提是否适用首先就值得怀疑。

2.1.2天气假说解释力微弱

假定天气假说的前提是满足的，那么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强？是力量微弱还是极其有力？答案是前者。

如果天气假说这一理论假说成立，则会有以下的经验假说也成立：

EH1：自然灾害轻微时，粮食减产会较少;自然灾害严重时，粮食减产会较多；或者说，灾害严重时的减产要比灾害轻微时的为多。

EH2：粮食增产时不应该发生有严重的自然灾害。

但是，我们对这两个经验假说的检验结果是否定它们：观察上面的表格，1982年与1983年的数据否定了EH1；1978年与1977年的数据否定了EH2。

从上面的推理过程可以看出，天气假说的解释是不足取。这是一种基于外在因素的解释，将原因归结于天气这种不可控制的因素事实上是放弃了对研究问题的深入思考。

2.2 规模经济假说

部分学者和民众的另外的一个解释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及管理问题。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概括是：“一曰大二曰公”。“大”是指生产的规模问题；“公”则涉及收入分配和产品分配的问题。大的生产规模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Pindyck S. Robert & Rubinfeld L. Daniel，2001，PP197—201），这应该是中共扩大生产组织的规模的一个原因。但是，大的生产组织也会产生新的问题：（1）在生产方面，单个公社的内部管理活动会随着公社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各种事务会伴随人口增加而呈几何倍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冲有可能比公社规模较小的时候增加很多；干部的管理风格也存在问题（邝启圣，2000）；（2）在分配方面，由于执行的是按需分配，而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又没有很好的衡量方法，因此，劳动的积极性不高（胡书东，2002，P24；夏业良，2000；张军，1999，PP122—123）。

严格的说，对人民公社这种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职能于一身的超级组织形态使用“规模经济”这个术语是不准确的，即使仅就其经济职能而言，也应该使用“范围经济”才正确。为了避免使问题过于复杂，本文一律使用“规模经济”这个术语。

以上面的分析和假定为基础，有下面的假说：

TH2：生产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各种管理问题，如信息传递、生产的组织和“公正”的分配等问题，进而归结为激励不足这一根本原因；生产及分配领域的激励不足问题使食粮减产。

基于上述理论假说，我们可以演绎出的一个经验假说是：

EH3：如果已经确知生产规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则缩小生产规模时，粮食产量应该增加，同时，生产的效率应该提高。

1962年9月，国家较为明确地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这种框架下生产的组织规模已经大为缩小，分配方式则是按劳分配（张江华，2004），而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按需分配，因此，当生产和分配由人民公社制度变迁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制度框架时，产量和生产效率都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至少不应该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

那么，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

从表2看，在1978年之前，粮食产量确实在增加，但从表1来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指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却没有大的提高，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生产效率一直到1978年以后才恢复到集体化之前的水平（肖瑞、李利明编著，2004，P205）。事实上，1978年之前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现代农业要素的使用，比如灌溉机器和耕种机器的推广、种子的改良、化肥应用的增加等等（Lin,1988；Lin,1992）。由此可以证明，规模经济假说的解释也是有其不足的，规模和管理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可能是对粮食减产有关系，但是还不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2.3 博弈论假说

Lin（1990）提出的答案与博弈论有关，又被称为退出权假说。Lin的观点是：

TH3：农业生产的监督极为困难，集体耕作成功的条件是成员之间达成“自我实施”的契约。基于此契约，成员承诺愿意提供与个体耕作时相同的努力。如果此条件的以满足，则集体耕作的效率高于个体耕作。但是，“自我实施”的契约只有在重复博弈时才会存在，而自由退出权又是重复博弈的保障。若自由退出权被剥夺，集体耕作的性质则由重复博弈转变为一次性博弈，此时，耕作的效率便下降。

我们对Lin的解释存在的疑问可能有：（1）即使农民拥有所谓的“退出权”，这一权力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农民是什么时候丧失自由的退出权的？（2）这个假说的解释力有多强？下面就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2.3.1真实的退出权

Lin（1990）认为，1958年以前，自由的退出权是得到尊重的；1958年开始，退出权被剥夺，进入强制合作化时期，重复博弈的基础不再存在，一次性博弈促使成员的行为发生改变：闲暇进入个体成员的效用函数，隐蔽行动的行为（即所谓的“道德风险”）成为理性的选择，致使努力水平整体下降，粮食减产，生产率下降。

邝启圣（2000）对此提出了质疑。邝启圣的观点是至少从1956年开始农民已经丧失了真实的退出权。当社员提出退社的要求以后，热心的干部会通过各种方式劝说或者阻止其退社，致使退出权只是表面的，远非真实存在。比如，部分干部会使用理想主义、信念教育等方式说服社员留在社内；如果仍旧有社员要求退社，他们的耕牛和粮食会被拉走、庄稼会被强行收割，或者是，不再发给用于购买布匹、食用油的票证；甚至，在冬天里扒光衣服长时间罚跪（邝启圣，2000）。

Lin（2000）对此提出了反驳，Lin使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提供的数据证明：

1956年冬，１％的农民实际上退出了合作社，在一些地方这一比率高达５％，甚至还有更多的农民打算退社，退社在1957年还时有发生。相反，1958—1978年没有退社的纪录。1956年合作社平均有198个社员，１％的退社比例说明，平均每个社有两人退社，这样的比例应该是显著的。（Lin，2000）

叶扬兵（2004）的研究支持了Lin的辩驳，叶扬兵的文章证明1956—1957（即合作化高潮之后）存在一个农民大规模退社的风潮，至少是因为合作社垮台而造成的自然退社就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量发生。

当然邝启圣所引用的例子是存在的，但是可能并不典型，因为部分下层干部的恶劣作风并不只存在于合作化时期，就是在现在我们也总能够找出一些例子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整体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因此，我们可以的接受Lin的观点，即：1958年以前，较为自由的退出权仍是存在的。或者说，使用退出权进行解释的前提是成立的。

2.3.2退出权假说的解释力较强

我们同样使用演绎新的经验假说的方式来检验退出权假说：

EH4：如果退出权假说是正确的，则当耕作方式从集体制转变为个体制时，农业产量应该增加，或者说应该较快的恢复到没有实施强制集体化的时期。

对这一假说的检验是直接的，也正是1978年改革之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自然实验。改革之后，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其原因就在个体农户在自我监督的条件下拥有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解决了集体更桌制度的痼疾——监督问题。进一步，这一假说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执政之初——1958年以前——粮食产量增加的问题，因为那段时期里合作博弈是重复性的。或者说，这一假说揭示了1980年代之前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整个趋势：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现象。

在对Lin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疑问的观点中，董晓媛等（2000）、罗必良（2004）的观点值得一提：以上两人具有的一个共同的解释是强制集体化时期对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限制——表现形式可以包括：农民迁移自由权的丧失、自由择业权的剥夺等等——是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然而，这种质疑本身就应该遭受质疑：（1）首先，假定全国的每个合作社的经营都是有效率的，则不管农民是否具有在全国各地自由迁徙的权利，合作社本社的效率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如果合作社的内部若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低效率，则自由迁移的权利也不能改变低效的现实；（2）其次，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自由”的择业权。如果“自由”的择业权指的是在农业劳动中来选择农艺活动（如播种、施肥、除草、防虫、灌溉、收割等等），则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罗自己也承认，这些农业活动实现专业化分工是很困难的，一般是被纵向一体化的；如果“自由”的择业权指的是由于“统购统销”、“地区粮食自给”等制度的实施，使农民丧失了选择作物的种类的自由，那么这种解释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合作社内，①如果让农民拥有选择作物的种类的自由，数量庞大的农民由于各种交易费用的存在能否达成一致还是一个问题，即使在不同的认识下通过妥协相互达成一致，也很难说这种“自由的选择”的效率会高于同等条件下的合作社的领导决策；②假定农民来选择了种植的作物的品种，但是因为缺少退出权，农业的产量仍旧很难有大的增加。因此，Lin的假说仍旧会得到支持。

3．结论

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作者的发现是：（1）天气假说的解释力最差；(2)规模经济假说的解释要比天气假说有力；（3）博弈论假说的解释现在看来是更好的解释。那么，Lin的观点的含义是什么呢？Lin的假说意味着对于那些难于有效的进行第三方监督的行业，应该实行个体之间自愿选择的生产方式，由成员自己解决监督生产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国家通过干预微观生产的方式来影响生产而不是建立良好的宏观环境（如宪法秩序、执法环境等），经济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

对本文的研究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停止，郭为（2003）就针对粮食的增长率提出了关于地权控制的观点，尽管郭对地权控制的定义模糊不清的，因而其解释力也是有限的；但罗必良（2004）指出的拥有自留地的合作社与没有自留地的合作社相比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却为进一步的探讨指出了方向。相信这个问题仍旧会赢得更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的关注，但却并没有超越他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