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变迁

—— 路径依赖理论简评

张保胜

(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国贸系 河南 郑州 451191)

内容摘要：路径依赖概念是在对技术扩散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并被复杂化的，由于收益递增和随机事件的影响，增加了非效率技术出现的可能性。这种特征引起了制度变迁研究者的兴趣，自从他们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阻力以及非效率归结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后，路径依赖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的演进轨迹，分析了该理论从技术领域向制度领域的转变过程，从而说明了在研究制度变迁问题过程中揭示制度内在机理的重要性。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一、路径依赖的起源与发展

路径依赖最初用于生物的演进路径，由生物学家古尔德（Gould）首先提出来的。受生物学理念的启发，把技术类比于生物物种，生物进化和技术演化之间在机理上存在着可比性。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与技术发明的本质区别在于技术创新包含发明成果的扩散过程。大卫（P. David，1985）和亚瑟（B. Arthur，1989）在对技术扩散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新技术采用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即如果对一项技术的选择是不可预知的、很难改变（锁定）并且是非效率的，就说这项技术的选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大卫后来给出了一个路径依赖的简洁定义：一个路径依赖的随机过程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它的渐近分布是该过程自身历史的函数。而亚瑟是将其作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来加以定义的：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次序无法以1的概率实现同一种市场结果，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是路径依赖的。

大卫（1985）通过基于QWERTY键盘的历史事例解释了路径依赖的特征：技术相关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技术相关性是指键盘技术和打字员的能力相关性。按照QWERTY技术设计的键盘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打字员具备使用这种键盘的能力，进一步就会有越多的人使用这种技术；规模经济或者说是技术采用的收益递增主要源于使用QWERTY键盘的成本不断下降，因为相对于其他技术来说，这种技术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也增加了打字员拥有这种能力的可能性；最后，大卫观察到从一项技术向另一项技术转变时重新培训打字员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这就引起了在键盘技术上投资的准不可逆性。另外，大卫还使用了“Polya缸”方案模拟收益递增的情况，得出结论：由于技术的选择没有遵循效率标准，而是遵循了报酬递增和随机事件，从而导致了非效率技术的流行。亚瑟（1989）提出了相似的论点：一项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可能性，还依赖于小的历史事件，由于收益递增而导致锁定。亚瑟考察了由于两种机制而表现出收益递增的技术。第一是边干边学。第二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的外部性。

收益递增（由于学习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和小随机事件对于锁定于次优技术的分析使路径依赖理论复杂化了。这种观点是作为对新古典观点的批评而提出来的，这就导致争论的中心转向次优结果的可能性问题上。莱博维茨（Leibowitz）和马戈利斯（Margolis）( 1995 )虽然也承认技术转变可能受到初始条件的影响而难以预测，从而导致技术改变的高成本（锁定）和多重均衡发生，但其分析更加严谨。他们把路径依赖和非效率问题进行了分离，考虑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即如果按照静态标准，一种方案可能与其他方案相比是非效率的，但是按照动态标准，由于转换成本的原因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也就是说，一种技术被另一种技术替代所增加的收益可能会被与转变相关的政治或组织成本抵消。进一步说，莱博维茨和马戈利斯是在接受了大卫和亚瑟的路径依赖概念的基础上避免了一些更激进的观点。最后他们还提出来如何克服由于路径依赖导致的市场失败。如代理人之间互通信息，通过计划性的和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如提供激励以内部化路径依赖的影响）等以增加最终结果的效率。

二、从“技术路径依赖”到“制度路径依赖”

虽然路径依赖概念的提出吸引了许多研究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学者，但是不能把技术路径依赖理论简单地应用到制度变迁研究当中。首先，分析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必须清楚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比如收益递增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应用，也就是说一种所有权形式的采用并不一定增加其他个体采用同样所有权形式的可能性，更谈不上能像技术采用一样增加效率。另外，网络外部性也可能与制度变迁相关，但其起作用的方式必须进行限定。其次，随机事件导致路径依赖的一般观点在制度变迁中会引起争论。在新技术采用中，由于随机事件导致获胜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在标准化过程中，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最终是一种技术排斥了其他技术。而在制度变迁中，几种制度共存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比如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存。这说明制度标准化的优势并不明显。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制度的变迁并不像技术一样会新老更替，而是影响制度的因素之间的一种重新组合。最后涉及的是效率问题，最初推动路径依赖理论发展的力量之一就是技术路径依赖导致的非效率。如果说对技术效率的测定是比较容易的话，对一个制度的效率测定则存在很大的困难。诺斯（1990）在解释制度对组织的影响时认为，制度对组织效率的影响要通过影响经济环境，进而影响经济个体的行为，最后才对组织效率发生影响。可见制度与效率之间的连接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目前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对不同制度之间进行效率比较的做法是有分歧的。因为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制度的效率大小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而不取决于制度本身。

总之，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思想是使人感兴趣的，但是其内在的机理必须得到诠释。虽然有一些学者忽视了这一点，但很多的经济学家还是给出了路径依赖的制度解释。比如斯达克（Stark，1992）首先应用路径依赖思想研究了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型和私有化战略。随后，诺斯(1994, 1997)进一步发展了斯达克的思想，但是其思想已远远超越了技术路径依赖的理论框架，对制度路径依赖的内在机理论述的更加深入。他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从契约的角度来说，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新合约替代旧合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陈国富，2002）。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当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契约有利可图时，制度就处于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并不是永恒的。当参与人在契约关系谈判中的力量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再建立合约的可能。另外，契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在契约中的谈判能力，也会影响谈判的成本，从而会推动新契约的形成，制度变迁就成为可能。诺斯关于制度变迁内在机理的分析已不在是技术路径依赖的基本框架，而是进行了创新性拓展。而且，他还把前人关于技术演变中的网络效应现象推广到制度变迁中来。认为制度变迁存在一种“自我增强”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由于机构设置的固定成本、学习效应、制度范围内合作的自由和适应性预期产生的。这种增强机制导致“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又使制度进一步发展。这样制度变迁就会沿着某一轨迹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路径依赖”。当制度最初由于偶然事件的作用而走向无效的或者不利于产出最大化的路径时，结果会陷入锁定的状态。

三、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变迁中的应用

随着路径依赖理论从技术向制度的转移和进一步发展，它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问题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路径依赖的构成要素和制度变迁体系上。路径依赖的产生主要是由构成它的要素推动的，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偶然性事件、专用性成本、行为主体、制度、市场、政府、压力集团和意识形态等。同时，路径依赖的产生还依赖于宏观环境，即制度变迁体系。制度变迁体系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二十世纪70年代末，我们澄清了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的观点，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其普遍意义在于把握了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实践表明，这种改革是成功的，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规律。也就是说，中国没有采取简单地放开市场，让社会、经济组织自由竞争来催生市场发育体系，但是也没有完全抛弃既有组织结构，进行全新的改革。我们充分利用了计划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源优势，进行稳步推进。当然在改革过程中也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或者物极必反滑入剧烈冲突式巨变之路（陈孝兵，2001）。

目前，我们已经从一种有序状态进入了另一种有序状态，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宏观环境来看，国际竞争形势更加逼人，迫使我们的制度更加适合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从微观环境来看，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仅是产权的明晰，还有委托代理风险的防范问题。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 995）。林毅夫（1997）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简新华（1998）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刘汉民（2002）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衡量治理效率的标准是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理主体收益的最大化。为了提高治理效率，我国应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适时进行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并努力创造适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林毅夫等，“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3。

3. 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3。

4. 简新华，“委托代理风险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8-9。

5. 刘汉民，“所有制、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经济研究》，2002-6。